老城是天津的发源地,历史遗存众多。历史遗存和原始生态一样,都是一次性的,一旦毁灭,无法生还。在当前城市正走向趋同化的飞速演变中,很多人担心:三十年后我们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将会所剩无几,清一色的全是高楼大厦。文化的魅力是个性,文化的乏味是雷同。

有的学者用“建设性破坏”来形容当今**上的改造狂潮。只要是旧房老屋,一律被称之为危房陋屋。其中历史文化内涵,说他有他就有,说他没有就没有。文化价值本来是看不见的,有识者才能看见。当然,也可以视而不见,见而不言,装聋作哑推倒了再说。

长期以来,我们只看重了城市的使用功能,忽略了城市是有性格的生命,我们对待城市的态度一直过于功利化、急躁化。世界上无数例子可以说明,城市的建设与历史特色保护,完全能够并行不悖。要做到这点其实并不难。首先要对自己的城市的精神文化有深刻认识,要有在文化上清醒地、富于远见的城市规划,还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保障。当然,在城市的建设发展过程中,文化不可能没有损失,必然有所牺牲,但这一切都必须是在高度的文化认识的层面上。城市的历史文化形态,是人类的重要财富。凡历史创造的,都是一次性的,失去了便无法再生。尤其是历史文化名城,都是地球上活着的最大的文物,是千姿百态的人文奇迹,是一个个充满魅力的精神空间。任何文明的民族都懂得,必须珍惜它,保护它,加强它和衍续它。这样做既是为了先人,更是为了后人。凡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事物,都更具有未来价值。

现在的关键人物是城市的管理者们。如果他们先觉悟,未来的文明便提前一步来到今天;如果他们还没有觉悟呢?我们只有大呼一声:手下留情!为了后代,请留住城市这些仅存的历史吧!

从城市的独特性来看,天津保存着三个历史文化空间:一个是老城范围内的本土文化空间,一个是以旧租界为中心的近代文化空间,还有一个是沿河的码头文化空间。这三个文化空间都应妥善保护好。我听说西站地区要改造,但不知如何改造,但不论如何,老西站、老北站等风貌建筑,一定要保护下来。还应保护好三岔河口附近的老房子,如李鸿章故居等。还有我听说古文化街要拆,不知是真是假,但我觉得古文化街是不能拆的。另外还应保护好老城墙,老城砖。

“没有一个城市的国际化不从自己的村子出发,没有一个值得爱的城市不从市民的感情开始”。“我们古老,但古老是我们的财富”。我们应像世界其他名城一样,以保持自己古老的格局为荣。冯骥才建议天津对自己的文化遗存的保护情况进行一次全面地、严格的普查,并立法保护,所有的古老的东西都应保护好,看看有没有哪一件古物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。如果有的话,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,再在保护的前提下加强科研和利用。这种普查,应仿照法国在1964年文化遗产总普查的方式,“大到教堂、小到汤匙”,巨细无遗。再成立“古物普查委员会”,设立清晰的民居保护区和严格的保护民居的法律法规。当然,有了法律法规还要有充分的强制力量来保证执行。哪怕是维修老屋,也必须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,尤其临街的老墙是大家共享的历史作品,不准损害分毫。而这些老屋的房主也应得到政府的经济补贴。

历史留给我们的决不只是一幢幢房子,还有她迷人的氛围。而这又不只是一种建筑氛围,更是一种历史人文气息。如果破坏了,那破坏的决不只是建筑本身,而是这一城市独具的人文环境。在这里,且不说人文环境的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价值,但从旅游角度说,独一无二的人文环境从来就是最有魅力的资源。在这种环境中,人又是关键。如果只有几处孤零零空荡荡的毫无生气的院落,这一切价值也会大打折扣。我们要保护的,决不只是所谓名人们居住过的“有价值的文物”,更应保护老百姓的老屋、四合院、胡同。哪怕它再不登大雅之堂,但它是真实的,代表着某一是时代的生活文化,是真正具有城市特征的历史空间,不能因为它们不是文物,就被随便的破坏。等到天津人都搬进了新居,反过来肯定会怀念这方故土,后代人也希望了解他们的祖先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。

另外,对于古老建筑的维修,历来分为两种方式:一是整旧如新,一是整旧如旧,既只加固古物的结构,使其牢固耐久,但对其古老面貌原封不动,甚至加倍珍惜那些具有历史感的痕迹与细节。这些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,便是整旧如初。即用科学的方法除去古物表面的污染物质,使古物再现他刚刚完成时的最初面貌与光辉。当然,这是一种新兴的方法,成功失败的例子都有。当然我认为维修的极限是不能减去古物的历史感和美感——即历史美。而维修古物的关键,不仅是技术高超,更要理解历史和懂得美之所在。整旧如新是消灭历史;整旧如旧是保存历史;整旧如初始回到历史原貌。在这方面,我们应学习法国人的做法。比如他们为了修复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间,竟用了近三十年!连窗帘、椅子的面料及壁布,全是仿照昔日残存的布料的图案复制的。不仅豪华的再现昨日的辉煌,而且连古老物品那种历史久远的风韵也全然仿制出来。这里的古物维修人员,都是毕业于文化遗产学院的高等人才。他们不但要对古物清洁、加固、维修,关键要整理出那种历史的味道。

对于新建筑,应与城市独有的历史文化保持一种脉络上的联系。

城市应考虑各个不同阶层的利益。记得《南方周末》有这样一段话:“整个上海变成了一个拆除大工地。老房子整片整片地在机器声中轰然解体,灰飞烟灭散成瓦砾颓墙,像战后废墟。在一片望不见尽头的瓦砾堆中,我看见一扇门框还危险地站着,孤零零、摇晃晃地站着,门框下坐着一个黑衫黑裤梳着髻的老妇人。车子经过她时,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她脸上又密又深的皱纹,一脸的茫然。
  
那个独坐废墟的老妇人的需求,可能不是美术馆音乐厅而是与邻居声气相通的小巷弄,可以打太极拳的小公园,可以大声笑闹的戏圈子。她的文化权谁在照顾?大都会里有多少像她这样的老妇人?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几?大都会的年度预算中又有百分之几是用在她们身上的?她所享受到的社会资源与新兴阶层的比例如何?”
  
另外,伴随着这种“建设性破坏”,最令人莫解的便是大批仿古建筑的兴建。为什么一边毁掉真正的古物和历史文化,一边却在花钱制造大批伪劣的古物和伪文化。有人说,这是因为仿古建筑是旅游部门干的,而古文化遗存归文化部门管理,文化部门不如旅游部门有钱,以至到处破真立伪。难道在这两种部门之上,没有一个更有文化、更权威、对祖宗也对后代更负责的部门?我个人认为,估衣街上和和平路上的仿古、仿西式建筑,不敢让人恭维。

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,还有助于“深度旅游”。我们应深入挖掘本市的文化资源,我们不是没有,而是没有被注意到,也没有被世人所知。当今的人们,已经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旅行,希望从异地或异国多得到一些体验与知识,包括历史的,生活的,民俗的,艺术的等等方面,感受不同地域所独有的迷人的文化底蕴。这就叫做深度旅游。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,每一项奇风异俗,每一项智巧的工艺,每一种独一无二的小吃,每一个独具魅力的文化细节,都给他们挖掘出来,呈现在旅游者面前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更多更快地接受了西方文明,但国际化不是西方化,更不是美国化。离开本土化,就谈不上国际化。有人说“二十世纪是西方文明单方面发扬光大的时代,二十一世纪将是东西方文明交相呼应的时代。”可以预见,21世纪东方各民族文化将大放光彩。我们如何有规划的展示自己的文化形象,贡献东方的精神财富于世界,将是我们的共同责任。

城市文化的保护,关键还要看城市主管人员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眼光。城市规划与建设部门的管理人员,必须是懂得历史,懂得文化,珍惜历史,珍重文化的高素质人员。城市文化的保护一要有规划,二要有立法,三要有监督。此外,我更关心怎样树立人们的文化意识。我有三点想法:一是希望我国也向欧洲文明古国那样,确定一个“文化遗产日”,使每个地区,哪怕一个县或镇的人民都为自己所拥有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,从而培养崇高的文化情感。二是我认为用充分开发利用我国的博物馆进行文化遗产的教育。“老城博物馆”就是很好的尝试。三是应加强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方面的教育,要从孩子做起,使每一个中国人自幼树立文化意识和文化情感。

我们应懂得文化之价值,具有文化之眼光,在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,再建设现代文化,而不是为了建设新的去破坏历史的风景。
我们应拒绝文化的粗鄙化,不要硬造人文景点,不要组织滥造假名胜,把文化环境搞得庸俗不堪。我们还应拆除老房子、小洋楼上的分体式空调,这样照等一切不属于原建筑东西,去掉周围架空的电线。还可建立“天津市文化发展论坛”,制定“天津文化发展战略”。保护老城文物,不能被毁掉,也不能落入古董贩子之手,落入其手的,一定要追回,并严惩买卖文物的人。应发动全体市民保护文化遗产。保留的民居周围不准建高楼,对城区的民居、四合院、胡同(不仅限于老城)进行调查,制定措施加以保护,同时对其维修也要考虑方法,不用“洋砖洋瓦”。对全市的“老天津卫”进行一次全面的访问,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。用摄像机拍摄下他们的生活场景,保留下天津卫的口述史。

我们的人民政府不应等到民间呼吁才进行文物保护。像估衣街,若当时没有冯骥才等人的奔走疾呼,现在还会存在吗?如今落地后重建的估衣街,毫无600年古街的历史感,这是不可挽回的损失。看来政府应化被动为主动了。文物保护单位,不只是一块牌子,而要真正保护起来。

“活着的历史”这个词,它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,是人们伸手可及的,是在人们生活当中的,它不是博物馆里的,或是教科书、照片上的“死去”的历史。请给子孙留下“活着的历史”吧!愿建城六百周年时,我们能给世界展现一个保护完好的的天津老城。